84岁的乔安妮·惠特尼（Joanne Whitney）是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Francisco）退休的药学系副临床教授，她表示自己在与医护人员互动时，往往会感觉自己被贬低。
惠特尼忆起多年前的一次入院经验，当时她告诉急诊室的医生，他所处方的抗生素无法应付她患有的尿路感染类型。但医生不听取她的意见，即使惠特尼提到了自己的医学专业资格。她当下要求见其他医生，但最终也无济于事。
“我觉得自己被忽视了，最后只好选择放弃。”
惠特尼是一名肺癌和尿道癌的幸存者，必须依靠特殊的导管才能让尿液从膀胱排出体外。
2020年，惠特尼又来到了同一间急诊室，当时的她痛苦地尖叫着，那又是一次严重的尿路感染和肛裂。她要求医院给她服用一种曾经帮助她舒缓疼痛、名为hydromorphone的麻醉性止痛药，但一位年轻的医生告诉她：“我们不会向任何主动说想吃阿片类药物的人提供相关的药物。让我们先看看服用扑热息痛（paracetamol）后的效果。”
惠特尼说，她的疼痛持续了整整8个小时。
“我想这主要因为我是一位84岁的孤独老女人。每当一名长者入院时，医护人员帮助该名长者解决健康问题的决心，不如他们在帮助其他病人般的决心。医护人员的心态总是：哦，这是一个痛苦的老人。好吧，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老人身上。”
年轻人的生命更有价值？
惠特尼的经历说明了医疗保健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年龄歧视。
人们习惯将长者视为是一个虚弱无助、总是郁郁寡欢、难以相处的人，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当一名长者的需求得不到他人的认同和尊重时，或者他们所获得的待遇不如年轻人时，这便是一种老年歧视。
美国爱达荷州、阿拉斯加州和蒙大拿州的部分医院目前就存在老年歧视的现象，他们有着一个价值判断：年轻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因为他们还有更长的寿命。
美国法律及人权倡导组织“老龄化正义”（Justice in Aging）曾于2021年9月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出了民权投诉，指控爱达荷州的危机护理标准存在年龄歧视，并要求进行调查。
年龄歧视在其他情况下是难以被发现的。来自美国的内分泌学家朱莉·西尔弗斯坦（Julie Silverstein）举例：有些医生会直接假设那些说话缓慢的老年患者在认知上出现了问题，却不曾想到说是否有其他疾病导致这位患者说话缓慢。这种情况下，医生可能不会允许患者参与各种医疗决策，从而影响患者的护理质量。
根据2015年的一份报告，近20%的50岁或以上的美国人表示自己曾在医疗保健体系中被歧视，这可能导致护理的不当或不足。一项研究估计，美国因年龄歧视而产生的年度健康成本总计为630亿美元，其中包括对常见疾病的过度治疗和治疗不足而产生的成本。
长者：老年歧视是一种侮辱
来自纽约市91岁的埃莫金·斯坦普（Emogene Stamper）在2021年3月份感染了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后，被送往一家资源匮乏的疗养院。
她回忆道，“那里简直就像一座地牢。他们完全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连一根手指也不愿意为我举起。”
人们普遍认为长者的身体缺乏弹性并且无法从疾病中康复，这同样属于一种老年歧视。
后来，斯坦普的儿子努力让斯坦普入住复健医院，以接受强化的护理和治疗。“当我们抵达医院时，医生惊讶地对我儿子说，‘哦，你母亲已经90岁了，’我儿子对医生说，‘你不认识我母亲。你不认识这个90岁的老人家。”
“这让你看清：一旦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随意的老人。”
去年夏末，当斯坦普因腹部问题住院时，一名护士和护士助理带着文件来到她的房间让她签字。 “哦，你会写字啊！” 斯坦普说，当她签下她的名字时，护士大声惊呼。“他们很惊讶看到我的头脑还很清醒，对事情有所警觉。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侮辱。他们实在不懂得如何尊重长者。”
医生看诊急促 不愿听长者多说
75岁的努比亚·埃斯科巴（Nubia Escobar）在大约50年前从哥伦比亚移民来到美国，她认为，医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倾听老年患者的担忧。
两年前，当她在纽约市定期见的心脏科医生退休后，她的复诊工作由一位新医生接管，但这位医生却无法有效控制她的高血压问题。
埃斯科巴担心自己可能会因为用药过量导致血压太低而随时晕倒或跌倒，于是寻求第二意见。“那个心脏科医生每每都在催促我，他不会多问病人的情况或问题，也不愿意听病人申述的病状。他只顾着和我女儿说话。”
陪同埃斯科巴复诊的是她的女儿，一名誓言捍卫长者权益的律师维罗妮卡·埃斯科巴（Veronica Escobar）。她记得医生经常突然打断她母亲的话。“我不喜欢他对待我母亲的方式，母亲脸上的愤怒显而易见。”
此后，埃斯科巴去见了一位老年科医生，这位医生认为她之前确实用药过量了。“这位老年科医生很有耐心，她让我觉得她一直在设法找出能让我的健康变得更好的办法。”
疗养院护理不足 长者需求不被重视
自从大中风和随后几次的心肌梗塞以来，现年63岁的帕特·贝利（Pat Bailey）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的疗养院住了5年，她表示自己的需求同样没有被关注。
“当我提出问题时，他们把我当成又老又笨的人，完全不理会我。”
研究发现，住在疗养院中的长者，有五分之一的人有持续性疼痛的现象，而且相当多的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治疗。左侧瘫痪的贝利认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当我尝试告诉他们疼痛的感觉是怎么样时，他们完全无视我，要不然就只是告诉我现在还不是吃止痛药的时候。”
大多时候，贝利觉得自己是“隐形的”，觉得自己被他人视为是一个“只喜欢卧在床上的懒虫，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活人”。她表示，整家疗养院只有一名护士愿意定期与她交谈，让她觉得至少有人在关心自己的健康。
“仅仅因为我无法下床走动或为自己做任何事情，并不意味着我已经死了。或许我内心已死，但我的人（身体）还活着。”
并非都在等死 长者希望健康过活
88岁的艾德·帕连特（Ed Palent）和他89岁的妻子桑迪（Sandy）同样在他们定期见的医生退休后，遇见了一位令他们感到气馁的新医生。
他们的女儿雪莉·比肖夫（Shelli Bischoff）说，“当时他们只是去做年度的身体健康检查，这位医生却急着要我的父母即刻决定自己的临终决策，并让他们签署各种相关的表格。”
“我的父母非常沮丧，并告诉这位医生他们不想谈论这件事，但医生紧抓不放。我的父母想要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健康过活的医生，而不是帮助他们弄清楚自己将来要如何死去。”
帕连特夫妇再也没有回去见那位医生，而是到了另一家医疗机构。但他们又碰见了相同的情况，眼前这位年轻医生在为他们进行了粗略的检查后就草草了事，连正眼都不瞧他们一眼。
后来，另一名皮肤科医生在帕连特的手臂上发现了一种危险的葡萄球菌感染（staphylococcus），这是之前那位年轻医生未能发现的问题。
如今，帕连特夫妇见的是一名特约医生（concierge doctor），特约医生是为病人提供直接医疗（direct care）的医生，他们会不断努力了解病人的身体情况。 女儿比肖夫说，“这根本是年龄歧视的反面，特约医生的态度是：我们的工作就是关心你，并帮助你尽可能地保持健康。这种服务和态度真的太难找了，实在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