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新聞－蔡菁芝／特稿
今(111)年一月羽化登仙的田博元教授，和我同時「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我是應屆畢業大學生，他是退休。他的告別式是1月20日，我有自己的雜務要忙；輾轉收到他的消息後，30多年前的舊事，一一浮現心頭，趁這個機會，把我和他的一段「過往」寫出來，悼念這位學界和宗教界的前輩。
民國78年，我擔任師大「綜合委員會」(師大學生會的前身) 的主席，當時田教授是學務長，我因為學生代表的身分，必須經常去找他，因為我們要組織學生會、全校普選學生會會長、要求言論自由(包括肥皂箱演講、學生刊物和海報事後審查制)、海報張貼的自由等等。不過，最早的接觸卻是因為當時的928大遊行，師大有兩位學生參加，並且在遊行隊伍中舉著「師大」兩個字的牌子(相較於台大、政大、北醫等等學校，其實師大學生少得可憐)，結果報紙登出來了，當時師大要把這兩位學生記大過，理由是：未經許可卻公然代表師大云云。
我跑去找田學務長談，我認為這只是標示這兩位是來自師大的學生，他們從未說過代表師大，就跟其他大學舉牌是一樣的，但是學校行政方並不接受我的說法，堅持要記那兩位學生的大過，為了這件事，我找了范雲(現在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和鄭文燦(現在的桃園市市長)來幫忙(當時的台大學生會正、副會長)，後來我們召開了一場記者會，把整個過程和事件都公開，於是這件事情就在媒體的關注下和平落幕。
這件事情之後，我跟鄭文燦說我在師大提出的任何事情，田學務長都表示他們行政要再討論，也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雖然所有的「簽呈」都自己跑，可是每次到學務長那裡，他就都收走，說還要再研究，我就都送不到校長那裡。鄭文燦說他們在台大所使用的策略是「漫天喊價、坐地還錢」，他還跟我說，你就提出10項要求，他總得答應你1項，這樣我就可以慢慢的改革師大，如果他1項都不答應你，表示他就不是真心要改革。
我如獲至寶，後來擬定策略，約了田教授的時間，隻身來到學務長室，我一項一項跟他談，確定他和顏悅色地一項都沒有答應後，我氣到往我們中間的小茶几一拍，轉頭就離開了學務長室，當時旁邊還坐著鮑秘書(很高冷，據說是10職等)和黃秘書(很美很和善)，後者追了出來，非常委婉地在走廊上勸我，最後說：「再給學務長一次機會。」於是我就跟著黃秘書回了學務長室繼續談，結果田學務長還是一項都沒有答應，於是我就對著黃秘書說：「你看，他又這樣。」然後起身離去。
還有一次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我要申請101階梯教室辦座談會，與談來賓是當時人本基金會的執行長史英先生、師大社會教育學系的蔡璧煌教授(當時也是立法委員)及師大教育學系的陳舜芬教授，師大因為史英先生的「名號」始終不肯「同意」這場座談會，所以我只好選擇在師大男生第一宿舍和女生第一宿舍中間的空地辦理；後來學校看我來真的，於是在座談會前30分鐘(下午1:30)派陳哲銘學長(今師大地理系副教授)到宿舍的空地來找我，表示願意開放101教室給我辦座談會，但是我執意在現場辦理直到座談會結束(史英先生不知何故沒有出現) 。
為了這件事，田學務長決定要把我記大過以儆效尤，理由大致是：未經學校允許，擅自使用宿舍場地辦理座談會…。後來我的好朋友顏明進(曾任師大男一舍副舍長及廣播社社長，今北門高中教師)跑去找田學務長談，表示千萬不能把我記大過，否則學校等於是把我推上「學生英雄」的寶座，當時台灣大學從「自由之愛」過渡到學生會，除了羅文嘉(曾任民進黨第22任秘書長)曾經幫台大校內蔣中正總統的銅像戴高帽批判一番外，最缺的就是學生英雄，礙於當時的社會風氣，田學務長最終沒有把我記大過。
其實我也曾經嘗試好好和田教授談一談，我備妥整套的老人茶茶具，端到學務長室找田教授泡茶，希望他不要老是認為我們學生是無理性和受人利用的一群。不過，那些必須面對「教學評鑑」的教授可不是那麼想，因為當時國內還沒有學生對大學教授的評鑑，除了淡江大學是由學校行政端主辦的教師評鑑外，師大是全國第一所由學生主動發起大學教授教學評鑑的學校，我的前輩林永豐(今中正大學教授)和許俊傑(今美國Toledo大學人口健康專業學院教授)是發起人，我們所做的是「教學」評鑑，我們所評鑑的對象是老師們的「教學」，感謝田教授始終沒有阻擋我們「做對的事」，我們的一番作為也成為日後全國大專校院教學評鑑的濫觴。
儘管現在幾乎全國大專校院都在做教學評鑑，有的學校甚至還把評鑑的結果當作是「升等」的必要條件之一，遺憾的是，現在「亂做」的學校也時有所聞。因為網路的便利性，現在不用等到期末最後一節課的最後20分鐘，派人到教室去發問卷然後立即回收，而是請學生上網填答。問題是上學期的教學評鑑從11月就開放，下學期更是4月就開始，然後還一直發email到學生信箱去催促趕快填寫。試想，課才上一半，如何能夠做出「正確且完整」的評鑑？很可惜，行政端為了回收率，早早開放系統，要求學生快快回覆反而成為常態，有的系主任或所長還拿「這種」評鑑結果，要求老師解釋或做出改進。
另一方面，由於少子化和研究所大開，不少研究所只要3人以上即可開課，如果授課教師願意「補貼」一些鐘點費，2人也可以開課；如果教師的課剛好或大都在研究所，學生也寥寥無幾，然後用李克特氏的五等第量表(Likert Scale)來評量，所得到的「量化」結果，例如說平均數，然後來「證明」這些教學者的教學成效，這可以嗎？當然不可以，如果這樣都可以的話，為何找3到5個受試者的學位論文，都「不能」只用量化的數據做為結論呢？因為人數太少，填答的結果無法反映「真實」的情況，必須改做「質化」，也就是從訪談、觀察紀錄、人種誌、反省札記和夠完整的回覆內容中，梳理出真正的情況。
簡單講，就是讓受試者(填問卷的人)充分表達他的意見，然後再從這些意見中整理出有用的訊息，然後用「文字」來表達結論。遺憾的是，學生不太可能用很多文字去表達對大學教師教學的感受，學校也不可能派專人去訪談這些上課的學生來蒐集意見，所以那種從「非常不滿意」到「非常滿意」(代表從1到5分)的量化結果，通常只能「參考」，用來讓老師們去了解「這幾位」學生們的上課反應，是不能拿來作為升等的依據。
上述做為參考的說法，前提是每位學生對每一題都「好好的」回答，如果隨意填選，或是做到一半後就任意填答，或者是每一題都回答代表3分的「還好」或「沒意見」，基本上就是無效問卷；就算是每一題都回答4分的「滿意」或每一題都回答2分的「不滿意」，這樣的問卷也是無效問卷，因為填答者沒有避開「偵測題」，顯然也是亂填的。
田教授在我大學的時候就以佛學專長見稱，回想30 多年前的我，竟然敢拍教授的桌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還自以為真的又給了學務長一次機會，更是笑話。其實是田教授大人不記小人過，而且在大學自主、學生自治高唱的年代，若不是具有佛學深厚修為的田教授當學務長，像我這種無知小輩，如何能順利推動師大的校園民主改革活動，更遑論後來還和各校的學生領袖共同發起「三月學運」呢？如今細細想來，當年師大各種校園民主化的改革和我能夠順利把師大的夥伴們帶往「中正紀念堂」參與歷史的盛會，田教授的見識、氣度和修為以及默默支持，恐怕才是我們走得出去的關鍵。
田教授離開師大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了，也許他當學務長那一年，我和他的累世因緣已經善解，再次收到他的消息，他已經升登極樂，感謝他當年的指導和諸多指教，謹以此文送他一程。
圖／田博元教授講授六祖壇經(二)_20210501 (取自YouTube)
